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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暑假，习市长的一位在我的家乡城市石家庄工作的初中同学郭晓黎，托我给他带了封长信。9月开学，我一回到学校，就先给习市长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想把这封信交给他，同时也很期待能与这位在正定老百姓中口碑很好的年轻领导见上一面，汇报一下自己的大学生活。当时厦大经济系和厦门市体改委成立了联合调查队，正在进行“厦门市若干经济问题调查”，为制定厦门经济发展战略和改革方案提供第一手市情数据，我也希望得到他的当面指导。后来我才知道，这项调查正是在习市长的提议和指导下展开的，其中21个题目都是由他亲自拟定的。我现在还保存着当年调研报告的汇编文集，文集的前言中写道：“厦门大学经济系1983级全体同学和指导教师为这次调查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那时，厦大经济系把《资本论》三卷列为本科生必修课，每一卷学习一个学期。学校还开设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经典著作选读、经济学说史等课程。说实话，对于我们这些二十出头的学生来说，学起来感觉还是比较枯燥吃力的。习市长说：“你们本科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学原理、读原著是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最佳方式，也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最有效的方式。你们经济系坚持了这么多年，做法很好，对学生的成长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肯定会非常有好处。”

　　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与《宣言》之间有什么联系？”他听后似乎迟疑了一下，说“你小子能问出这个问题，说明还是动脑子学了”。然后，他很认真地说，首先，这里说的批判不是我们以前理解的狭义上的批驳，不是开“批判会”那种“批判”，而是对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和逻辑的提高和深化，是批注、评论、判断。所以，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说过，他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得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为了弄清你前面提的问题，还要认真学习马克思早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习市长接着说，《宣言》是个纲，是人思想和行动上的论点，是人对人类历史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判断总结得出的结论；而《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最充实、最充分的观点表述，可以说是经济理论上的论据。只有读懂《资本论》，才能真正理解《宣言》里的行动立论；同样，只有读懂《宣言》，才能真正理解《资本论》的理论实质。年轻学生读《资本论》，要从读《宣言》入手。论证过程，就是我们人的革命斗争和生产实践的过程。我们学习了论点、论据，更要从自己的社会实践中体验具体的理论实践论证过程。这才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孕育理论的过程。

　　习市长耐心地笑着对我说：“我也是反复读了好多遍才慢慢体会到的。”他接着介绍说，一本大部头的书，像三卷《资本论》这样的书，拿到手里要先翻读一下，后通读，最后再有重点地精读。这样反复几遍，才能越读越薄。读薄的过程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一步步理解其精神实质、掌握内涵精髓的过程。你看《宣言》这么一个小册子，包含这么多真理，只有反复读才能体会得到啊！要把《宣言》越读越厚，每一段每一句都要比照中国历史文化和实际情况来分析。这种读厚的过程，就是紧密联系中国社会具体实践的体会过程，逐步领会伟大理论外延的过程。

　　习市长接着说，厚的读薄不容易，不要被大部头纯理论吓着了而不敢钻研，不要走马观花、断章取义；薄的读厚更难，不要认为只是喊喊口号，刷刷标语，做表面文章。可以说，厚的读薄是理论积淀后的升华过程，而薄的读厚则更需要大量实践积累，是还原过程。然后，把这些所学理论用于实践，指导实践，这就是推动社会发展的论证过程。说着容易，实际上是一个艰难的跨越。关键是主动思考，要思考如何实现本土化、大众化。这样的理论才能宣传群众、掌握群众，才能变成群众的社会实践，就像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习市长看我似乎听懂了，又接着说，作为一个真正的学习者，要学精，就要掌握“从厚读到薄，从薄读到厚”的方法。既要一头钻进去，把深刻的内容读透，能延展开来，又要把精髓提炼出来，还要能讲得明白透彻，这就是所谓的深入浅出。《资本论》《宣言》等马克思主义原著比照着学，多学几遍，相互印证，这时你就会发现，在“厚的读薄，薄的读厚”的过程中，越学原理越清楚，越学信念越坚定。这就是古人说的“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习市长还特别嘱咐我，读马克思主义原著要重视原著前后的序、跋以及书页下面和书后附录的注释，还有马克思、恩格斯之间有关《资本论》的通信内容。他说：“你会感觉到他们两位之间、他们与读者之间在对话交流。要想深刻研究学习经典原著，绝对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所以你还要把当年的历史熟悉一下，甚至是写那一段时间的名著也要看一下。 ”他还亲自找出了一本《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送给我，让我带回去认真阅读。前几天，我无意间又翻到了这本书，虽然纸张已经泛黄，但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

　　习市长从过道书柜里拿出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翻到前几页，说：“你看，如何理解‘经济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原著者初版序》中就明确点到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也是《资本论》研究的目标之一。‘我绝非用玫瑰的颜色来描写资本家地主的姿态，在此一切个人都被视为经济范畴之人格化，被视为特殊阶级关系与利益之代表。’”他介绍说，这段序里还有一段精彩的文字：“每一种以科学批判为依据的判断，我都欢迎。以所谓舆论为依据的偏见，却是我从来不让步的。关于这种偏见，佛罗伦萨大诗人的格言，便是我的格言：‘走自己的路，不要管别人说的话。’”他接着又说：“我们不看马克思亲笔写的序，能很快地理解这些吗？但丁的这句话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现在翻译成：‘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听起来平白如话，读起来常悟常新。”

　　习市长还叮嘱我，读书有“捷径”，那就是勤奋；成功没有捷径，只能是“自找苦吃”。这就是所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读书就要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说：“厦大有个‘博学楼’，还有个‘笃行楼’，就是提醒你们既要博学，又要笃行，要抓住两头，要抓好结合。要想研究得更深入，就要多跑图书馆，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慢慢找。我去过你们厦大图书馆，借了几次书。那里藏书很多，环境氛围很好。”

　　围绕忧乐思想，习市长又作了延伸阐述。他说，若是追溯忧乐思想的源头，那就要说到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下》里，孟子谈到了忧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忧乐思想是古代士人的人生感悟、家国情怀，翻翻《诗经》和诸子百家典籍，“忧”字随处可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君子忧道不忧贫”，“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都是说的这个道理。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其形成也是一个不断扩容内涵的历史过程。

　　记得还有一次，我请教习市长，《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怎么理解？他耐心地跟我解释说，“修齐治平”逻辑性很强，很讲步骤和顺序。年轻的时候，摆在第一位的是读书，要苦读书，读苦书，就是读经典，读原著。小说好读，但理论原著难读，不读几遍理解不了。读理论原著就是“修身”。到农村插队后，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先从修身开始，一物不知，深以为耻。“平天下”不是打天下，不是统治天下，而是让老百姓摆脱贫困，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天下都以你为榜样去和平发展，用你的理念去协和万邦，实现大同，这就离“平天下”不远了。理论积累和实践经验，要拿来为老百姓服务，为全人类服务，为全天下服务，就像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要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那样，不要学冬妮娅，只想过自己的舒适生活，那是小布尔乔亚式的生活，是平庸的追求。

　　习市长把当时很火的电视剧《新星》中的李向南，与《红与黑》中的于连相比较。他问我，你知道这部小说为什么叫《红与黑》吗？“红”代表什么，“黑”代表什么呢？他提醒我不能自认为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就做“学生贵族”“不稼不穑”。在什么年纪就要干好这个年纪该干的事。年轻就要扎扎实实下到基层锻炼自己，该吃苦就要吃点儿苦，不能耽误了自己的青春。将来工作了，要先从基层做起，不要把基层当大车店。古人讲“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是有道理的。

　　有一次聊天，习市长对我说：“你的名字不错，宏樑，宏大的栋樑。”我说，父亲姓张，我的辈分排到宏，我母亲姓梁。母亲要把她的姓加到我的名字里，不管生男生女，所以我的名字就叫“张宏樑”了，“栋樑”的“樑”。他听了笑着说：“我下乡的梁家河村姓梁的不少，我的前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就姓梁。”他说，自己老家在陕西富平——“富裕太平”，寓意很好，父亲给他们兄弟的名字都加了个“平”字，就是要他们不忘家乡，将来多为家乡老百姓做事，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天下太平。

　　2019年11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召开了“习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师生研讨会。我们研习了习在福建工作期间公开发表的《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略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代意义》三篇重要文章，并就他于2001年在《东南学术》杂志上发表的《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一文进行了深入研读，真正体会到了习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厚的读薄，薄的读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并充分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

　　那段时间，习市长去过几次我们厦大芙蓉（二）宿舍。他看到很多任课老师到学生宿舍里给学生辅导课程、解答问题，学生没有问题时，老师还和学生们一起聊天。习市长对王亚南校长留下的这个好传统非常赞赏，认为对引导学生学习和做人都很有帮助。他还发现我们芙蓉（二）的学生厕所距离宿舍楼比较远，有一百多米。为此，他还特意了解了一下，原来这是当年陈嘉庚先生为了让同学们早上起床后去完厕所，回来就能完全清醒，不再想钻回被窝睡懒觉而特意设计的，以便同学们养成早起锻炼、学习的习惯。陈嘉庚先生很重视卫生间的设计，他说，用红砖铺地面好打理，水一冲就很干净，既卫生还省水。这些都是文化，都是细节，都要传承。我在厦大几年都不知道这些事，打心眼里佩服习市长的认真和细心。

　　张宏樑：我是1982年被厦门大学数学系录取的，后来又转到经济系，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一次，习市长问我转系的原因。我回答说，自己原本喜欢文科，小学读《三国演义》，初中读《水浒传》，高中时翻阅过《史记》和《资本论》第一卷，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颇感兴趣，但父母都是学理科的，受当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影响，高中上了理科班，又因为仰慕陈景润，报考了厦大数学系。没想到读了不到一个学期，我就发现自己一点儿数学天赋都没有。我是班长，喜欢为同学服务，但做事偏感性，觉得自己将来很难在数学专业上作出成绩，更不可能为社会作出大的贡献。经过努力，我最终转到了自己喜欢的政治经济学专业。

　　听了我的解释，习市长说，看来你还是一个有志向、有服务精神的人啊！我的一个忘年交——著名化学家卢嘉锡也是从数学系转了专业。卢嘉锡和陈景润一样，都是很有成就的人，也都是很有信仰的人。你刚才那句话说得挺好，要为社会作贡献，要为老百姓做事情，这个出发点是对的，也可以说是你的理想。但是，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打基础，把基础理论学懂学透。学懂了才能信服，信服了理想信念才能坚定，才能体现在工作和行动中，知、信、行是一个整体。

　　习市长还说，你学过数学，也学过政治经济学。数学可以越搞越高深，不能搞雅俗共赏；要搞“曲高和寡”，像陈景润一样，全国没几个人懂他那个“1+2”的。但是，我们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要越搞越大众，不仅要搞阳春白雪，更要搞下里巴人，让老百姓能听得懂。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到货币是一次惊险的跳跃，如果掉下去，那么摔碎的不仅是商品，而是商品的所有者。”从这个角度讲，马克思主义者能不能让理论掌握群众，也是一个惊险的跳跃过程。

　　谈到入党的过程和经历，习市长很兴奋，也很激动。我认真地听着，不停点头，禁不住说：“您真了不起，那么困难的环境，还能如此坚定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从年龄上讲，您比我还早两年入党。”我告诉他，我和女友晨霞曾比着看谁先入党，结果我比她晚了两个月。我和她打过赌，谁先入党将来孩子姓谁的姓。现在我输了，怎么办啊？听到这里，习市长会心地笑了起来。他说，比着谁先入党这个好，有入党积极性；孩子姓谁的姓，这个还可以商量嘛。

　　张宏樑：那就是习市长多次带我逛过厦门中山路上的新华书店，非常难忘和有趣。每次他都要买几本书，除了买经济类的书外，还会买很多军事、哲学、历史类的书。他经常会考我，比如他问我 “《战争论》最主要的观点是什么呀？”“《孙子兵法》第一句是什么？”说实话，当时有的能答上来，大部分还真不懂。回到学校后，我就赶紧跑图书馆找资料，认真读，再见面时便能说上一长串，这样才能跟他对话，甚至探讨。他还跟我说，只有尝过泥土的味道，才能读懂伟大的思想。现在有一个说法叫“修昔底德陷阱”，就是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提出来的，当时他对这个观点还谈了自己的想法。

　　印象比较深的是，习市长当时特别喜欢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套丛书封面是白色的，只印有书名和作者，书脊和封底颜色按专业有所区别，哲学用橘黄色，历史地理用黄色，政治法律用绿色，经济用蓝色等，色彩斑斓。买回来摆到宿舍，感到心情非常愉悦。直到现在，我对这几个专业的书还会下意识地用这几个颜色来区分。当时觉得这套书太多、太贵，很想多买几本，但又囊中羞涩。我们俩每次逛新华书店的时间都不短，常常一待就是大半天。看的肯定比买的多得多。有几次，服务员见我们总看不买，还过来用闽南话提醒：“看得差不多就行了，赶紧买啊！”有时我们会硬着头皮再多看一会儿，有时便会不好意思地赶紧买几本“收摊儿”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