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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在唐末五代叱咤风云近一个世纪的沙陀族，仿佛一夜之间突然从历史上消失，以至今天的我们已很难寻找到其后人的踪影。沙陀内迁中原的人数本来不多，只有一万人左右。后来随着沙陀三部落的形成，沙陀民族共同体的人数大幅增加，甚至就连本为汉人军将世家出身的药彦稠、药元福家族，也变成了沙陀三部落人，于是在新、旧《五代史》的人物传中，出现了大量的沙陀人、沙陀三部落人。那么，这些沙陀人、沙陀三部落人最后都去向哪里？这是人们颇为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这里没有涉及北汉世祖刘崇（刘旻）、睿宗刘承钧和英武帝刘继元的后代。刘崇有十个儿子，长子刘赟，被郭威所杀；次子即睿宗刘承钧。其余诸子镐、锴、锜、锡被刘继元所杀，刘铣装傻获免，刘铙不知所终。刘崇还有两个孙子：继文、继钦。继文在睿宗时被派往辽朝请兵，后终于辽；继钦被刘继元所杀。刘承钧没有亲子，养子继恩（即少主）、继元（即英武帝）及继恩弟继忠都有沙陀血统。继恩被郭无为所杀，未见有子嗣后代；继忠被刘继元所杀。只有刘继元在降宋后，有子名三猪，宋帝赐名守节，宋线），官至右骁卫将军。

　　此外，李克用之弟克宁一支也有血脉幸存下来。据《资治通鉴》记载，长兴三年（932）六月，后唐明宗曾遣供奉官李存瓌至西川赐诏于孟知祥。“存瓌，克宁之子，知祥之甥也。”“李存瓌”，《新五代史·孟知祥世家》作李瓌，云：“先是，克宁妻孟氏，知祥妹也。庄宗已杀克宁，孟氏归于知祥，其子瓌，留事唐为供奉官。明宗即遣瓌归省其母，因赐知祥诏书招慰之。”李存瓌在后汉时曾任北京（太原）副留守，成为辅佐刘崇北汉小朝廷的重要谋臣之一。

　　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朝廷曾多次录用“唐李氏”的后人，如仅在仁宗景祐四年（1037）六月，就录用了两批。第一批录用为三班借职、奉职者八人。第二批录用为三班借职者十一人，为助教者五十三人，免解者五人，免徭役者三十七人。所谓“三班借职、奉职”，是宋代武职分东、西、横三班，入仕者先为三班借职，积资转三班奉职。而所谓“免解”，就是举子不经过地方考试而直接参加礼部试；神宗熙宁四年（1071）三月，又录唐李氏诸孙李杲为三班借职，李德臣、李养年为州长史。

　　除皇族外，沙陀人有据可查的还有杨、郭、瞿、张、白诸姓以及沙陀三部落中的安、康、史、石等姓氏，他们当中亦有不少人在入宋后仍见诸记载。如郭从义，其先沙陀部人，父绍古，奉事李克用，赐姓李氏。郭从义历仕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其子守忠、守信，孙世隆，曾孙昭祐、承祐，都在《宋史》中有记载，且郭承祐还娶了宋太宗之子舒王（即楚恭惠王）赵元偁的女儿；又如杨承信，沙陀部人，杨光远之子，历事后汉、后周及宋。卒后，其孙杨松被录为奉职；白重赞，其先沙陀部族，历事后汉、后周、北宋，官至定国军节度使。

　　以上几例都在史书中明确记载了其“沙陀”族出身，还有一些沙陀或沙陀三部落的后人，史书中便不再言及其出身种族。如安忠，《宋史》中只是说其为河南洛阳人，祖叔千，父延韬；安守忠，也只是讲其为并州晋阳人，父审琦。其实安叔千和安审琦在《旧五代史》中都有传，安叔千，“沙陀三部落之种也”；安审琦，“其先沙陀部人也”。《宋史》中不载其出身种族，不知是史官的无意疏忽，还是传者本人在有意隐瞒。安忠在宋代官至淮南诸州兵马钤辖。宋真宗天禧元年，录其孙惟庆为殿直；安守忠则在宋朝官至宋州知州等职，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卒，其子继昌被录为供备库副使。安守忠的堂兄弟安守鏻，北宋时也官至赞善大夫。

　　从史籍记载的情况看，沙陀人在内迁后，曾长期保留着一些“夷狄”的传统习俗，如后唐庄宗李存勖、明宗李嗣源的祭祀天神、祭突厥神，史称是“夷狄之事也”；李存勖在许多场合也不隐晦自己的“夷狄”出身；李嗣源还喜欢讲蕃胡语，在行军时与契丹用胡语对话，在朝廷上与康福用胡语（或作“蕃语”）交谈；晋高祖石敬瑭死后，石重贵派人“押先皇御马二匹，往相州西山扑祭（即杀马祭祀）”，这也是一种“夷狄”礼俗；后唐废帝李从厚于中兴殿庭搭建穹庐；刘知远也曾向后晋朝廷进百头穹庐；甚至在葬俗上，沙陀人最初也保留着火葬的习俗；等等。以致欧阳修惊呼道：“中国几何其不夷狄矣！”

　　沙陀人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内迁至代北，在代北地区生活了近八十年。代北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的杂居区，“纵有编户，亦染戎风”。但毫无疑问，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仍然在这里占主导地位，如代北汉人盖寓、郭崇韬之辈，就都具有传统的儒家思想。沙陀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当然不能不受到熏陶、感染。特别是中和三年（883）李克用担任河东节度使、沙陀人进入太原地区后，太原是具有悠久汉文化传统的地区，虽然从晚唐以来，藩镇的跋扈、民族的交融使这里的社会风气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作为一个蕴涵着深厚汉文化根底的地区，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绝不是轻易就能彻底改变的。沙陀及代北各族进入河东地区，会受到更加浓厚的汉文化的熏陶，从而也加快了其汉化的步伐。这也是沙陀人在中原行使统治的需要。

　　沙陀人对汉族、汉文化的认同表现在方方面面。如他们在做了皇帝之后，在宗庙的建立上，都以中原汉族前世帝王作为自己的始祖。马端临《文献通考·宗庙考》对此批评道：“按：后唐、晋、汉皆出于夷狄者也，庄宗、明宗既舍其祖而祖唐之祖矣，及敬瑭、知远崛起而登帝位，俱欲以华胄自诡，故于四亲之外，必求所谓始祖者而祖之。……然史所载出自沙陀部之说，固不可掩也，竟何益哉？”其实，沙陀人将汉族帝王视为祖先而供奉，无非是想从血缘上拉近与汉人的距离，以示他们是华夏（汉）正宗的传人，造成一种“胡汉一家”的表象。所以尽管对掩盖其出自沙陀部的痕迹无所益处，他们还是那样去做了，这也是沙陀人在主观上认同华夏（汉族）文化的具体行动。

　　在沙陀以及代北诸族对汉族、汉文化的认同中，改用汉姓以及籍贯汉地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从现有材料看，沙陀人固有的姓氏除李克用的祖上曾出现过“朱邪”一姓外，再无其他案例。后唐明宗李嗣源无姓氏，原名邈佶烈；石敬瑭父名臬捩鸡，恐怕也无姓氏；杨光远父名阿噔啜，应该也是没有姓氏。所以，沙陀人的刘、杨、郭、瞿、张、白诸姓，应该都是进入中原后所得之汉姓。至于昭武九姓胡人改姓汉姓、占籍汉地，更是非常普遍的事。改姓汉姓和占籍汉地，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他们对中原汉文化的钦慕和认同，对于他们融入汉人社会，无疑也产生了积极作用。

　　总之，无论是沙陀三部落的皇族还是平民，他们都有后人在中原地区繁衍下来，但随着时光荏苒，他们的传统习俗在逐渐消失；又随着沙陀人普遍与汉人通婚，使他们在血统上不复纯粹，相貌特征渐渐暗淡；同时由于改易姓氏和籍贯地望，家族谱牒的丢失，到后来，甚至连他们本人也不知道自己的沙陀族属了。据《宋史》的记载，宋初的历史人物，沙陀人虽寥寥无几，却也清晰可辨；而到宋中后期以后，便不再见有沙陀人的记载，说明此时沙陀人已完全与汉人融合在了一起。

　　当然，即使是融入汉人之中，仍有个别沙陀人的后裔不忘或认可自己的沙陀身世，元朝中叶著名的政治家李孟（道复）,《元史》本传记载说他为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人。曾祖父李执，金末举进士；祖父昌祚，元代潞州宣抚使；父亲李唐，历仕秦、蜀，因徙居汉中。但元人刘敏中在为李孟父李唐所撰的神道碑（即《敕赐推忠保德佐运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韩国公谥忠献李公神道碑铭》）中，明确指出其家为“后唐雁门之裔，世为潞著姓”。姚燧《李道复曾祖考执赠韩国公制》亦云：“其家自后唐仅十五传至今代，实四百载。”所谓“自后唐仅十五传”，应该是从李克用时算起。李唐有四子，长子即李孟；次子李槃，官兴元路洋州知州；三子李森，晋宁路潞州知州；四子李添，年幼。有孙五人，曾孙四人。这是沙陀朱邪李氏留在中原地区后裔中一个比较显赫的家族。而在边疆其他民族中，也有一些认为是沙陀李克用后人的传说。

　　李存勖覆灭后，李克用的子孙除走投西川（后蜀）或继续隐匿于中原地区外，也有一些逃入辽朝控制的蒙古草原，如当年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北投达靼一样。到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和北汉国灭亡后，有更多的沙陀人进入辽朝境内。后晋天福六年（941），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起兵反抗朝廷，就说辽朝境内的“三部落、南北将沙陀、安庆九府等，各领部族老小，并牛羊、车帐、甲马，七八路慕化归奔”；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大臣宋琪上书言边事，在讲到辽朝的兵力时，也说幽州、雁门以北十余州的“三部落，吐浑、沙陀”以及汉兵合计有两万余。这些沙陀人在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销声匿迹后，到金元时期，又有一支在历史舞台上活跃起来。《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记载：

　　《元史》的这段记载，一般认为是源自元人阎复的《驸马高唐忠献王碑》和刘敏中的《驸马赵王先德碑》，其中阎碑铭文是元朝大德九年（1305）为已故驸马、高唐忠献王阔里吉思封谥而撰写的，碑文云：“谨按家传，系出沙陀雁门节度之后。始祖卜国，汪古部人，世为部长。”阔里吉思是阿剌兀思剔吉忽里的曾孙。“驸马高唐忠献王”与“驸马赵王”都指阔里吉思，其先封高唐忠献王，后改封赵王。元人姚燧所撰《河内李氏先德碣》中，还提到阔里吉思自称是晋王李克用裔孙，并置守冢（即守坟人）数十户于雁门，禁民樵牧云云。雁门即今山西代县，为李克用及其父李国昌墓葬所在地。由此可见，阿剌兀思剔吉忽里“系出沙陀雁门之后”，并非无稽之谈。

　　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是汪古部人的首领。汪古部又称雍古、汪骨、瓮古、白达达等，是辽金时期活动于今内蒙古阴山东段地区的一个部族，原为辽朝属部，后附金朝，为金守卫“界壕”（即金长城）。不过，汪古人并没有为金朝坚守边防，金泰和六年（1206）成吉思汗封赏功臣时，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就在被封赏之列。大安二年（1210）前后，蒙古攻金，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将自己防卫的要冲之地献给了成吉思汗，此后又协助成吉思汗平定乃蛮，从下中原。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后来在部落内讧中被部下所杀，成吉思汗追封为高唐王，之后，阔里吉思袭爵。

　　汪古部的族源向来有沙陀突厥、回鹘、鞑靼、党项等多种不同说法，南宋孟珙《蒙鞑备录》就说：“鞑靼始起，地处契丹之西北，族出于沙陀别种。”又云：“鞑国所邻，前有乣族，左右乃沙陀等诸部。”这里的“鞑靼”，当指“白鞑靼”，亦即汪古部。“乣”则是辽、金、元时期对被征服的北方诸部族人的泛称，犹言“杂胡”“杂户”。况且沙陀与回鹘和鞑靼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因此，即使汪古部的族源确实与沙陀无关，也不能排除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出自李克用后裔的可能，并非仅仅是为了炫耀自己的祖先而勉强比附。

　　民国年间，马定先生在赵王府即敖伦苏木古城发现了一块《王傅德风堂记碑》。1937年，陈垣先生根据该碑文，对阔里吉思之后的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家族世系进行了考订，即术安（注安）死后，赵王的爵位又从阔里吉思的子系传到了弟系，术忽难之子阿剌忽都（阿鲁忽都）、孙马札罕相继袭封赵王。马札罕先娶赵国大长公主速哥八剌，继娶宗王晃兀帖木儿仲女，卒时世子尚幼，其弟怀都继袭赵王位。怀都死，赵王位又传至马札罕次子八都帖木儿，此时已是元朝末年。之后，周清澍先生又考订出了汪古部的最后一位赵王——汪古图，并对汪古部统治家族从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到汪古图共十六位成员进行了详尽的考证。

　　举立沙系的世系情况主要反映在甘肃酒泉文化馆收藏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中；益立山系的世系情况有多处记载，如元人程钜夫撰写的《魏国公（教化）先世述》、王恽撰写的《大元故大名路宣差李公（益立山）神道碑》、姚燧撰写的《资德大夫云南行中书省右丞赠秉忠执德威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太师上柱国魏国公谥忠节李公（爱鲁）神道碑》，以及明正德《大名府志》收录的作者不明的《元大名达鲁花赤昔李公（益立山）墓志铭》等；孛兰奚系的世系情况则反映在明正德《大名府志》收录的欧阳玄《元礼仪院判昔李公（孛兰奚）墓志铭》中。

　　钤部李公其人也……讳益立山，其先系沙陀贵种，唐亡，子孙散落陕陇间。远祖曰仲者，与其伯避地遁五台山谷，复以世故，徙酒泉郡之沙州，遂为河西人。显祖府君，历夏国（按即西夏国）中省官，兼判枢密院事。皇考府君，用级爵受肃州钤部，其后因以官称为号，丧乱谱亡，遂逸名讳。公昆弟四人。独公少负气节，通儒释，洞晓音律，以荫儤直（按即值班）宫省，积劳调沙州钤部。……三子，长曰爱鲁，袭公世爵，至元四年迁金齿等国安抚使，寻升授云南道宣慰使兼都元帅，今进拜中奉大夫、参知政事、行云南等路中书省；次罗合，终大名路行军万户；次小钤部，代兄民职。孙三人：长教化……今阶正议大夫，佩金虎符，充大名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兼新附军万户；（次）曰帖木儿，敦武校尉、固镇铁官提举；（三）曰万奴，簉（按即排列）中朝侍从官。

　　明确记载昔李钤部为沙陀后裔的另外一条较早的材料，就是益立山长子李爱鲁的墓志，该墓志是李爱鲁之子教化命大名路儒学教授王彧撰写的，现收藏于河北大名县石刻艺术博物馆。墓志云：“公讳爱鲁，其先沙陀贵种，唐末之乱，余裔流寓陇右。远祖后徙酒泉郡之沙州，遂为河西人。”之后，近人柯劭忞所著《新元史》、屠寄所著《蒙兀儿史记》，都采用了昔李钤部出自沙陀的说法，《蒙兀儿史记》并对昔李钤部为沙陀后人的说法作了一些注解，如碑志中“与其伯避地遁五台山谷”，注云：“盖就其同种雁门节度朱邪赤心族耳”；碑志中的“复以世故”，注云：“当以后唐为石晋篡灭故”；碑志中“徙酒泉郡之沙州”，注云：“沙州本唐突厥沙陀部故地”；等等。

　　而对于举立沙一系的族属，《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中记录了举立沙一族自西夏亡国至元末一百三十多年、历六世十三人世系及职官世袭的情况，然而对于其族属，只是提到“时有唐兀氏举立沙者，肃州阀阅之家”。“唐兀”是元代泛指包括党项人在内的西夏各族遗民，于是有学者据此认为其为党项人。其实举立沙与益立山是同胞兄弟，他们的父辈，就是程钜夫《魏国公先世述》中所提到的魏国公教化的“曾大父”（曾祖父）答加沙。答加沙有子四人，其中二人不知姓名，另二人即是举立沙与益立山。举立沙又被称作“昔李都水”，是益立山的长兄，为肃州州将。蒙古军打来时，欲以城降附，为众所害。成吉思汗便以举立沙子阿沙为肃州路世袭也可达鲁花赤。之后，阿沙的子孙后代剌麻朵耳只、管固儿加哥、赤斤帖木儿等世袭着肃州路或永昌路（治凉州，今甘肃武威）达鲁花赤。

　　孛兰奚一系，据欧阳玄《元礼仪院判昔李公墓志铭》：孛兰奚，姓昔李氏，其先西夏人。五世祖讳某，生三子，长曰玉里止吉住；次曰答加沙；次曰小李玉黑。玉里止吉住生子名东南玉绀部，也就是孛兰奚的曾大父（曾祖父）；东南玉绀部生小李玉，为孛兰奚的大父（祖父），元太宗窝阔台命其领兵镇西土；小李玉生乞答哈，即孛兰奚之父，任沅州等四路达鲁花赤；乞答哈生二子，长子名益怜真，任新昌州达鲁花赤，次子即孛兰奚。孛兰奚曾任河南行省理问，后在家闲居三十年，至正三年（1343）卒于淮西怀远县（今安徽怀远），归葬大名古茔。孛兰奚有子名道安，任饶阳县达鲁花赤；孙观僧。世系到此结束。

　　朱全忠灭唐建梁后，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便打起了“复唐”的旗号，与朱梁王朝展开了斗争，沙陀子孙此时并未“散落”。从实际情况看，朱邪李氏所受到的最沉重的一次打击，是在后唐庄宗李存勖覆亡、明宗李嗣源即位之时。结合下文“远祖曰仲者，与其伯避地遁五台山谷”，与史书所记李存勖覆亡后，其子弟削发、避地河东的背景十分相似。而“复以世故”，有可能是李嗣源继续搜捕李存勖的兄弟子侄，也有可能如屠寄所解释的“当以后唐为石晋篡灭故”，总之是遭到了世事变故或变乱，于是他们又从五台山流落到肃州一带。这种解释，似乎更合理一些。

　　昔李氏在西夏时“位丞弼者七世”，成为“肃州阀阅之家”。到了蒙元时期，这一家族的显赫地位仍然不减当年。从公元1226年昔李钤部归降元太祖成吉思汗，到元朝末年，举立沙系从举立沙下至赤斤帖木儿，一共六代，子孙世袭肃州路达鲁花赤；益立山系从益立山下至玉立沙，一共五代，子孙除世袭大名路达鲁花赤外，又在云南路等地担任要职。据说今云南玉溪市江川区海门村在元代曾一度叫“沙陀村”，或与益立山的子孙们在云南路任职有一定的联系。若从1038年西夏建国到1368年元朝灭亡，两朝加起来长达近三个半世纪。

　　不过，较金幼孜《李南哥墓志》晚出的《清史稿》，记载了李南哥的族属，该书卷五一七《土司六》云：“李南哥，西番人，自云李克用裔，元西宁州同知。明洪武初投诚，授指挥佥事世袭。”“佥事”是都督、都指挥、按察、宣慰、宣抚等司下设的专管判断官事的官。此外，清人傅恒主编的《皇清职贡图》亦载：“碾伯县土指挥同知李国栋，唐沙陀李克用之后。有李南哥者，元时授为西宁州同知，世守西土，明初率众归附，授指挥同知。”说明李国栋为李南哥的后人。不仅记载了李南哥的族属，而且说他在元朝时就被授予西宁州同知。“同知”为知州的副职，正五品，往往代知州行事，较“佥事”官职要高。

　　后唐明宗李嗣源即位前夕，李克用的嫡子嫡孙有的被杀，有的逃入阴山。辽金时期以白达勒达（即白达靼）的名字出现。及至蒙古兴起，黑达、白达合二为一。元朝廷以西宁州为驸马昌吉（长吉）的封地，昌吉为白达靼部人，是李克用的后裔，其妻忙哥台公主为元世祖忽必烈之子真金的女儿（一说为忽必烈的女儿）。昌吉无后，死后由其弟脱帖木耳袭封。脱帖木耳有二子，长曰锁南管卜，次名赏哥，赏哥为西宁州都督指挥同知，也就是最高军事长官。赏哥生子名梅的古，梅的古生子名管吉录，依次袭父爵。管吉录生三子，长子叫察罕帖木儿，次子叫南哥，三子叫坚赞。元亡明兴，李南哥与察罕帖木儿归降，授都指挥。其后，南哥之子李英因功封会宁伯；察罕帖木儿之孙李文因功封高阳伯。至清顺治年间，南哥的七代孙李先之次子李化鳌因功授百户袭职。此即土族三李土司之由来。

　　但是，自明代以来，关于李土司的族属就有沙陀李氏和党项李氏两种不同说法，特别是1995年，原青海省河湟地区李土司的后人李培业，根据他所保存的从乾隆到民国年间的十部族谱资料，以及后来发现的《会宁伯李英神道碑》中“其先出元魏，至唐拓跋思恭，以平黄巢功，赐姓李氏，世长西夏”的记载，论证了李土司是西夏皇室的直系后裔的说法，认为李氏家谱中所谓“晋王”，并非沙陀人李克用，而是西夏晋王察哥（察哥为西夏惠宗之子，崇宗之弟）。并称居住在今河湟地区的西夏李氏皇室后裔达十余万。这一说法得到一些西夏史专家的首肯，认为它揭开了西夏皇族失踪之谜。

　　而有一些李氏族谱则干脆将这两种说法糅合到一起。如民和享堂存《李土司族谱序》就说：“李克用为著姓之鼻祖，至宋以继捧为节度使，元以武功显白者甚众，其居西宁者为赏哥公。”《李氏世系谱序》说得更加具体详细，其云：“按李氏初姓朱邪，沙陀人。先世事唐，赐姓李。……后至李思恭，徙居西夏，递传于宋。定难后，李继捧入朝，献银、夏、绥、宥四州，宋太祖以继捧为节度使。及传至元，世长西夏，以武勋显白者甚众。其居西宁者曰赏哥，为西宁州同知都护使。明太祖平定天下，一世祖讳南哥，率部众于洪武初内附，授西宁卫世袭指挥使。二世祖讳英……”

　　李继捧即西夏开国之主李元昊的叔祖父，这里将其当作了李克用的后人；李思恭即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唐末因黄巢起义有功而赐姓，与李克用为同时代人，为西夏建立者李元昊的先世，这里又将其与沙陀李氏糅合在一起，显然都是笑话，不过这些记载却也说明了李土司族属的两种可能性。青海李土司究竟是后唐皇族沙陀李氏的后裔，还是西夏皇族党项李氏的后人，尚待进一步的研究。但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是今天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密不可分的一个部分。

　　以上昔李钤部家族和青海李土司家族的族源，都存在着沙陀李氏与党项（西夏）李氏的争议，其实这也并不奇怪。甘州、肃州和西宁州一带，都曾经属于西夏的统治范围，西夏从公元1038年正式建国，至公元1227年亡国，统治这一地区近两个世纪。昔李钤部和青海李土司家族的先祖或在西夏朝廷任职，或被封为一方土官，因此即使其先世的确源于沙陀，而到一两百年之后，后人也已“西夏化”了，其自称或被认为是西夏人也是极其自然的事，这也正是中华民族融合的结果。何况党项李氏作为西夏国的王族，其社会地位自然也不低于沙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