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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国屏笑言自己“从没赢在起跑线上”。但一路并不“顺遂”的赵国屏成绩斐然：他参与了中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组织团队实施了中国科学院“人类基因组和后基因组研究及重要疾病基因的开发利用”的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九五”特别支持项目，在人类孟德尔遗传病致病基因定位克隆方面打破了西方科学家的垄断，为中国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占据一席之地作出了贡献。他在中国开创微生物基因组学研究，并以此为知识和技术支撑，在2003年的SARS疫情中，组织分子流行病学研究，解析SARS-CoV从动物传人发展到人传人的分子进化规律。2005年，赵国屏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肯定了他在科学技术领域作出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

　　不过，我从小就对“活的东西”很感兴趣，特别是花花草草，还学着搞嫁接。我在家里养过鸡，还养过蜜蜂，每养一种动物我就找来相关养殖的书来看。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发生在我上初一的时候，那年我看到了上海《科学画报》上的一篇文章，介绍了自确认DNA双螺旋结构模型以及利用电子显微镜认识了细胞的亚细胞结构与功能之后，人类对生命本质认识的巨大进步。这篇文章还特别提到了病毒，说这是一种在有生命和无生命边界上的生命。读到那里，我真是太激动了，反反复复不知道看了多少遍。随后，我就下了决心——这辈子就要做生命科学。

　　这样，1969年1月10日晚上，我搭乘第一列送“知识青年”去安徽淮北插队的火车离开上海，在蒙城县南芡河边又穷又落后的朱集村住了下来，而且一待就是10年。虽然条件艰苦，但我和我的同伴们，在那儿学到了为人最基本的一条道理——责任心，对自己、对社会（生产队）、对科学都要负责任。我们经过一年与全村农民的磨合，成功地把有公心、能吃苦、会干活、有代表性的优秀分子组建成了一个“有战斗力”的、团结的领导班子，从而也可能实行“科学种田”了！我们用几年的时间，在“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各个层次上，改变了当地农业的面貌。而我自己，也在农村这个“大学”里培养起了做科学的素养、态度和性格：譬如说，这一辈子第一次“教会”我做实验对照的老师，就是一个一字不识却很睿智的农民。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正担任大队书记，所以没有报名参加，记得考试那天还正带领着民工修路。但不久，我的大队书记就被“免了”。我们生产队长劝我：“今后的农村和现在不一样，你能上大学就上大学吧！多学点儿本事，做我们农民做不了的事。”我听懂了，交代了生产队的工作，就回上海复习了。凭着较好的中学基础以及农村十年继续看书学习的积累，第二年我考进了复旦大学生物系。这时，我30岁——那是实实在在的“末班车”，下一年高考，就有了29岁的年龄限制。

　　我的导师带学生做研究的方法也很特别。刚进实验室，他让我做一个测中和抗体效价的实验，我自以为会做，但努力了一星期，误差就是很大。导师看了结果，竟然说：“OK，我们可以用这个数据。”我自己当然不满意，说周末再试，他也同意了。我又反复测了多次，误差还是很大！在最后失望放弃之前，我到图书馆找前人类似的实验对比，发现是我没有找对检测的“线性范围”所造成的“系统误差”。改正后，结果的误差就非常小了。导师非常高兴，他对我说：“我不是故意为难你，如果一开始我就把正确的做法告诉你，你很快就会忘记了。只有从自己的失败里总结出来的东西，才能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研究生读到40岁，我还看不清科研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毕业。我在生日那天写道：“人生征途艰难路，半路恩怨向谁诉？青春梦里壮志多，中年白发知辛苦。”我用了7年，才获得博士学位，到第9个年头，我最终把相关成果写成三篇论文发表在了《生物化学杂志》（JournalofBiologicalChemistry）上。这些文章放在今天的中国可能是被人看不起的。但几年后，有位耶鲁大学的教授看了我的简历，他说：“我发现你的研究生论文都只有两个作者。”这句话说出了一个我自己明白的基本内涵：我在真正意义上独立完成一个科研项目——独立提出科研课题，独立设计并完成实验，最后，独立完成论文写作。“我的大学”毕业了！从1969年到1993年，历时25年，我那时已经45岁了。

　　上个世纪末，我受命带领中国科学院团队参与中国的人类基因组研究。这一年，我50岁，而且对人类基因组几乎一无所知。但我记得中学时读过的鲁迅先生的一段话：“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它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基因组研究太重要了，中国科学家必须要做，我只能当仁不让，勇担重任。这是一件难事，但从农村到留学的经历锻炼了我锲而不舍的毅力，就是所谓“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当然，敢去做和坚持做，都不是为了“没有功劳有苦劳”，而是要把事情做成。怎么把事情做成？说到底要有本事。本事又是从哪里来？要认真学习。所以真的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当然，也正如李大钊先生所说，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做，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唯以求真的态度做踏实的功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做事，则功业可就。

　　我大学同寝室的同学大部分都在国外留过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但今天还在科研一线的就只剩我一个了。其中一位同学在加拿大拿了博士学位，但在做博士后研究时，发现做科研不是他人生的“选择”，于是改行做生意，成了我们同学里最有钱的一个。我回国的时候他就说，赵国屏你不行，科研没有什么成果，钱也没有。后来，我当了院士，他说：“你还可以，因为你一辈子都在做你喜欢的事情，而且你做好了。”我其实很喜欢他说的实话，因为“不是你的能力，而是你的态度，决定了你人生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