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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王世老神交，缘于他是我的乡前辈。他曾有诗说：“儿时依母南浔住，到老乡音脱口流，处世虽惭违宅相，此身仍半属湖州。”为这多年前写的诗，他还专门写了一段自嘲的话：“晋魏时，舒外家起宅，相宅者云‘当出贵甥’，舒后果贵。可襄一生坎坷，有负宅相多矣。”2008年7月，王老来信，特为此诗作了更正，他说那“仍”字应改为“终”，还说“一字之改，意义可大矣！”的确，他对于慈母的老家，终念兹在兹。我在拙著《王世襄传》第二章“江南金家”第13页上，遵他意改诗为：“处世虽渐违宅相，此身终属湖州人。”

　　其实，王世襄先祖，居江西吉水县清江乡，故人称“西清王氏”。后从江西迁徙福建定居，其祖父、伯祖、父亲均为官一方，遂成官宦之家。王世襄外祖――金家，是富甲一方的江南名镇南浔的“四象八牛”之一（当地形容家资在百万两银至千万两的大族，称其象和牛）。王世襄儿时随母在外婆家居住，虽居京九十多年，依然可讲一口软浓的江南吴语。王老平时喜欢回忆儿时生活，一次他俏皮地对我说：“我们王家祖上做官，后衰落了没钱。可母亲家有钱，外公（金泰）在南浔镇，发了财的是他的父亲（金桐），做蚕丝生意。外公虽未出过国，但很有西洋新派思想，办电灯厂，投资西医医院，把几个舅舅和我母亲一起送出国，到英国留学，这在当时是少有的。”的确，1902年，金氏兄妹（妹即王世襄母亲金章）漂洋过海，历时五载，学成回国，或画或刻，卓有成就。时属清末，一个小镇上16岁的小女子，能去英国留学，实属罕见。王世襄的母亲金章（号陶陶）受中西画熏陶，成了著名的鱼藻画家；大舅金北楼，是20世纪初北方画坛的领袖人物；二舅金东溪、四舅金西崖，都是著名的竹刻家；表兄金开藩、金勤伯也是有名的画家。可谓一门风雅、艺术世家。

　　王世襄是天下第一大玩家。“蛐蛐蝈蝈虽细物,令人长忆旧京华”，曾是“燕市少年”。少年及长，他架大鹰、养狗猎獾、养蛐蛐、养鸽、种花草、养鱼鸟；1934年21岁，入燕大，1938年考进研究生，他选择的专业是自小就受母亲熏陶的书画。毕业论文是《中国画论研究》。抗战后，到四川李庄，入梁思成的“中国营造学社”，于此，走入了古文物研究之路。邵燕祥概括说：“王老厚积薄发，堪称渊博，而他所做学问，不知是否前无古人，看来是后无来者的。因为时逢前现代与现代转型之际，因出身书香门第，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又经燕京大学沐欧风美雨。大自传世鼎彝，下至蟋蟀家具，研究起来自然别有眼光，非他人所能替代。王老淹通博物，固勿论矣，至其书法及诗词的造诣，似尚未有足够的重视，实应注意及之。”

　　记得2008年4月，我赴京与他做访谈。那日，在他家谈到中午12时。临走他定要请吃饭。王老坐着轮椅下电梯，到马路上就自己推着轮椅走。来到他指定的日坛公园东面名为“义和雅居”的餐厅，服务员请他点菜。令我惊诧的是，他不紧不慢地从老式蓝布衫的兜里拿出一张纸，是他早亲手拟好的食单。他又一一询问某食材有否，并交待菜的做法。经理一见，来了如此的美食家，忙将大厨唤来。王老问厨师：“有鲜芦笋吗？不是罐头的，要新鲜的……有鲜蚕豆不？是剥两层皮的那种吗？……来一只烤鸭，要按传统刀法片，不要太油腻，然后拿那鸭架炖娃娃菜吃……要一个家常豆腐，得少搁辣，多搁郫县的豆瓣。白斩鸡有吗？”看来，所谓美食大家，便是并不随餐厅的菜单来吃，而自有“吃主儿”的主见，讲究的是新鲜的食材，只求味纯，并不求贵。

　　席间，王老谈起自己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时的情景，艰难时刻也体现出美食家形象。他说曾在那里采莲蓬、吃莲子。有一次，一气买了14条公鳜鱼，自创空前绝后的“香糟蒲菜烩鳜鱼白”的美食菜肴。王老感叹菜肴的味道，今不如昔矣。他说，餐厅为了经营，不断推出各种花式菜肴，却丧失了原有的口味；很多食材如新鲜虾仁、大开洋、鳜鱼等，又因生存环境的变化而难觅踪影。那次最后上桌的，是最具京味的烤鸭。根据王老传统片法的要求，每一片都连皮带肉，而不像时下大多餐厅里，片烤鸭一般是皮肉分离的。烤鸭过后，端上来王老的独家菜式:鸭架炖娃娃菜。只见汤汁呈奶黄色，味道醇厚鲜美，娃娃菜也已炖得软糯甘甜且吸足了老鸭汤的鲜味。王老对自己这一独创菜式十分得意，开心地对餐厅经理和大家说：“这菜式可加进你们的菜单里去。一般人啊，都不在意这鸭架，吃完烤鸭便完了，其实鸭架炖汤，鲜美无比。”用看似不起眼的食材，却做出令人赞叹的美味，比用昂贵的食材烹调，更耐人寻味。

　　这自珍之路，源于1945年抗战后成立的“战时文物损失清理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杭立武任主任委员，梁思成、马衡任副主任委员，沈兼士任教育部驻京特派员兼清损会代表，王世襄任平津区助理代表。尔后，王世襄追回了许多被侵占的国家文物，计六批，其中三批由故宫接收。1947年3月，王世襄被派往日本，追回了被日军从香港掠去的107箱中国古籍善本。这些价值连城的国家典宝被追回，是有大功于国家与人民的。但由于极左思潮，王世襄竟被视为盗贼，无端系狱，欲诉无门，又被打成。“五七干校”劳动期间，罹患肺疾，昂首抬头，也只能作诗云：“苍天胡不仁，问天堪一哭！”

　　于此，王老与夫人袁荃猷遂订“自珍、自爱、自强”之路。系狱后，因纯属子虚乌有，便放归家门，但被开除公职。袁荃猷鼓励他：“我们一定要坚强！”“坚强要有本钱，本钱就是自己必须清清白白，没有违法行为，否则一旦被揭发，身败名裂，怎还能坚强？！您有功无罪，竟被开除公职，处理不公问题在上级，因此我们完全具备坚强的条件。”荃猷一席话，令王世襄领悟到今后的人生之路，两人必携手共走。正是这一决定，让两人能乐观地笑对坎坷、坚定信念、宠辱不惊。所以，王世襄晚年在接受各大电视台采访时，总爱说这样的话：“一个人的人生之旅上，当遇到坎坷、冤曲时，有些人往往会走极端，那就是有人想不通就自杀；另外有的人，却与对方硬拼。这两条路都不对，不能走。所以我选择‘自珍’。我走自己的另一种人生之路。”

　　王老与夫人袁荃猷相濡以沫，共同拼搏，一起完成了近四十部大部头著作。而且，这些成就大多是在进入高龄年迈时完成的，谈何容易。当《明代家具研究》无人能画结构线图时，袁荃猷自告奋勇、竭尽全力从头学起，绘制了千余幅线图，使全书增色不少。王世襄在81之际，因忙于校对《锦灰堆》书稿，忽然左眼失明。这之后袁荃猷担心他用眼过甚，便更多地代为校对文稿、抄录诗句。可以说，王世襄的成果，离不开袁荃猷的付出；且其中的艰苦，也是常人无法体会的。而支持她的动力，便是当年夫妇俩坚守的自珍精神。

　　我想，王世襄在寂寞中，定在寻找着一种归宿，艺术与灵魂的双重归宿。他的著作以及他所留下的一切，在中国与世界上，决不是一点微波细浪而已。他最大的遗产是人类工艺的生存与创新，以及他的博学、坚定和纯线日，荷兰王子约翰・佛利苏专程到北京为89岁的王世襄颁发2003年“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他获此奖项的原因在于，他的创造性研究已经向世界证明：如果没有王世襄，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处在被埋没的状态。我想，他在病榻上，在这寂寞的日子里，心底定有许多寻思与无穷的回忆，但愿他不是“寿则多辱”地走完那最后的一站人生之路的。因为，对他来说，大半辈子走的是一条坎坷的人生之路。当然，他对尘世的不幸和痛苦早有认识：“五十八年多祸患，苦中有乐更难忘。西山待我来归日，共赏朝霞与夕阳。”这便是他最后要交给世人的一颗最平静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