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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代高道名僧及文士的影响下，“洞天福地”这一幽隐的圣地概念也逐渐为公众所了解，入山寻隐，访道问禅，吟咏唱和，涂写丹青，听雨观鹤，扫雪烹茶成为宋代以来知识阶层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洞天福地也对整个东亚地区的诗歌、山水画、建筑、园林、盆景与雕刻艺术都产生了深刻并深远的影响。大致烟波浩渺的皇家园林，小到纤毫精微的案头清供，从京都龙安寺的枯山水到越南北部的朱砂井，无处不存在着“洞天福地”的文化基因。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中心、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与澎湃新闻（）思想新闻中心合作，探索性地推出“洞天寻隐纪”专题，入山踏访仙踪，将实地考察与文献考据相结合，试探讨“洞天福地”背后所蕴含的物质文化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如何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的传统文化，乃至其对当今的环境与生态保护、文化与社会发展等具有何种启发意义诸话题。以下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吴真教授关于杭州洞霄宫栖真洞的再发现手记。

　　导语：我从十几年前就留意搜集洞霄宫的文献，一直想不明白，今天看来风景普通的偏僻山谷，在宋元时期为何能够成为天下宫观之首？纸上得来终觉浅，这次实地踏访洞霄宫，我真切地感受到，一个道教洞天能够“出圈”，一定是诸多因素的捆绑与共赢：风水形胜（九锁五洞），时代审美趣味（宋代文人的林泉归隐），地理便利（从临安出发的洞天两日游），国家政策（宋高宗亲临以及“提举洞霄宫”的祠官制度），道团推动（深山棋会的景观营造）。

　　道教胜地洞霄宫地处石灰岩地带，宫址周围分布着诸多天然洞穴。每遇山洪，地上无水；一遇奇旱，地下清泉不断。南宋《咸淳临安志》载录了这一带有名字的八个洞穴，为了对应“九五”的神圣数字，“九锁五洞”的神圣地理开始凸显，形成“五洞交扃，九峰回挹，千岩万谷，秀聚其中”的典型洞天特征。五洞之中，大涤洞天名声最著，早在唐代开元时期司马承祯《洞天福地天地宫府图》三十六小洞天之中即排第三十四位，在唐末五代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中又排在了第三十一位。近年来，到访洞霄宫遗址的学者均曾涉足大涤洞，而其它四洞——栖真洞、归云洞、龙洞、凤洞，则不见探访记录。

　　从杭州市区驱车一小时抵达宫里村，自会仙桥向山里行走几百米，地势突然隆起，进入天目山余脉的九座山峰包围而形成的数个相连盆地，洞霄宫遗址位于最大的盆地之中，天柱山与大涤山南北对峙。唐高宗时期敕建的天柱观，以盆地西南的天柱山（高364.2米）为主山，中唐以后，天柱观改为北向大涤山，“此观创置之始，本对南方，后有朱法师相度地形，改为北向……致使观中寥落，难驻贤德”。（钱镠《天柱观记》）晚唐道士闾丘方远自天台来此清修，相度山势，兼移基址，以北面海拔299.4米的大涤山为主山，并在时任浙东威胜军节度使兼浙西镇海军节度使的钱镠支持之下，迁址兴建新天柱宫。

　　经此风水变局，大涤山的地理位置愈发重要，山腰的道教洞天大涤洞主一山之灵气，固然是最重要的“灵场”，山中还有几处胜地与道教信仰相关。如元代至大年间（1308-1311年）邓牧编纂的《洞霄图志》所云，“西洞据其领，石室出其半，天坛冠其颠，皆山中胜处也”——石室是唐代高道吴筠修真之处，天坛则是仙人许迈升天之处，“西洞”位于大涤山南伸的天柱岭高处，大涤先生杜琛曾向他的弟子何法仁传授修炼秘诀，“汝宜居西洞，可以遁世成真”。后来西洞就成为道士们隐居修真之所，故名“栖真洞”。

　　栖真洞的开发，应当是在晚唐天柱观风水变局之后，大涤山作为道观主山受到道团的重视，遂将山顶的西洞利用为道士栖养之所。栖真洞的文字记载，则要到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才出现。当时宋真宗崇奉道教，各地官员竞相上奏“祥瑞”。祥符五年秋，两浙转运使陈尧佐奉命到大涤洞修祷，忽有五色云自洞中出，地上又突涌泉水，洞前枯死了十五年的大砾木在一夜之间枯木重荣，三种祥瑞上报朝廷后，宋真宗特赐将天柱观改名“洞霄宫”。

　　陈尧佐写有四首七言绝句《洞霄宫》讲述此行见闻，“谷口停骖上翠微，五云宫殿辟金扉。不知何处朝真会，恰见龙鸾队仗归”（《洞霄宫其二》）。第三首诗在《洞霄图志》中又题作《题栖真洞》，诗云：“二天封部稼如云，流水清寒出洞门。更爱林间盘石上，松花吹散羽人樽。”这两首诗描述了陈尧佐见到的神仙队仗出行、五色云彩涌现的宏大场面，大涤洞离洞霄宫不到百米，栖真洞却在洞霄宫西三里外近两百米高的绝顶，可见陈尧佐是为了追求所谓的“朝真”而特地登高。

　　中国古代的洞穴叙事，一般会将“仙鼠”（蝙蝠）作为仙气的象征。唐代李白在《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中说，“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其中有白蝙蝠，大如鸦。按《仙经》，蝙蝠一名仙鼠，千岁之后，体白如雪，栖则倒悬，盖饮乳水而长生也”。宋代记载大涤洞常见白蝙蝠的身影，苏轼《洞霄宫》云，“庭下流泉翠蛟舞，洞中飞鼠白鸦翻，”《咸淳临安志》则记，“大涤洞中，有白鼠长可二尺，仙书名为玉芝”。明崇祯时人朱朝瑛《同姚有仆、何羲兆、孟长民游栖真洞》所记亦是：“仙鼠翩翩掠，蜗牛曲曲旋。不知危石底，忽露一条天。”

　　一千多年过去了，现在蝙蝠仍是栖真洞的原住民，地上黑黑的淤泥，其实都是夹杂着洞穴泥灰的蝙蝠粪。在以前经济还不发达的时期，蝙蝠曾经是洞霄宫所在宫里村的“福主”。2019年曾有一篇回忆文章述及栖真洞，说在生产队时期，当地农民在每年种玉米的季节就到栖真洞去挖蝙蝠泥（蝙蝠的粪便），那是最好的肥料。“挖蝙蝠泥的工作一般分成2块，即青壮年负责寻找蝙蝠泥，女劳动力负责从洞里往外运送。寻找蝙蝠泥的过程往往要经历四五天，直到无泥可挖，或者基肥够用为止。经施过蝙蝠泥的玉米确实长势良好，因此每年都会重复这个动作。”（冯益民：《栖线世纪后，村民不再上山垦种玉米，自然也不需要入洞挖蝙蝠泥，山林逐渐荒芜，道路逐渐被荆棘覆盖，栖真洞重回蝙蝠的领地。

　　栖真洞口高约五米，形状仿似葫芦，让人联想到“壶天”仙境（道教的洞天其状似葫芦，模仿葫芦开口小、内腔大的特征，又称“葫芦洞天”）。栖真洞共有两进，进洞之后先是一个宽三四丈、高四五丈的“客厅”，再进去十步左右，就看到高二十多丈的宝盖顶，如同大礼堂般宽敞，确实是一个初窄后宽的葫芦空间。在龙爪迹的岩壁上，按照元代《洞霄图志》的记载，“入洞门三丈许，有石仙人，为仰卧状”，岩上原有仰卧的石仙人，然而现在却是空空如也。

　　如此“仙洞配置”很有想象力。大涤洞和栖真洞是神仙往来会客的礼堂，神仙出游素来仪仗威武雄壮，正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描写的那样：“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神仙出行专用一种御风而行的神车，名为“飙车”，李白《古风》说，“四时登大楼山，举首望仙真。羽驾灭去影，飙车绝回轮”。风驰电掣的飙车降凡之后需要减速“回车”，掉转车头，栖真洞的后门归云洞就是专门给神仙回车的停车场。在诗人笔下，归云洞的云蒸雾绕，便是众真回车归去的仙云——

　　宝祐三年（1255年）十月，杨栋与友人“泛清苕，宿洞霄，明日游大涤栖真洞，归舟带月泊市桥，灯火未阑也”。（杨栋《游栖真洞归舟带月泊市桥》）这一程是相当典型的洞霄宫两日游：早晨从余杭的苕溪上船，时近中午，舟泊九锁山外的青山渡口，登岸之后，或乘马，或乘轿，或持筇杖步行，一路穿行九锁山谷，饱览萦纡的碧溪青山，及至洞霄宫，已是傍晚时分。山中留宿一晚，入住洞霄宫专为香客修盖的超然馆、鸣玉馆、虚白房，晚酌于翠蛟泉上。次日早晨，先游大涤洞、石室洞、云根石，再攀登天柱峰、栖真洞，中午用膳后下山，归舟苕溪。

　　“羽衣坐玄石，呼茗待佳客，拂弦写秋声，洗盏营晚酌。”（南宋刘应子《游九锁》）道士在林泉之间品茗拂琴，风雅之至。洞霄宫的饮食服务如此周到，“夜宿听林鹤，晨炊摘野芹，黄冠皆好事，添注石炉熏”。（南宋张镃《游九锁山》）早餐提供野生的芹菜，房间还有薰香取暖。山中的四季美食，令山外游客感到新奇，春天有蕨菜、春茶与春笋，“春入名山笋蕨肥”，（赵公硕《宰余杭游洞霄》）还有用松膏酿制的松醪，“茶香笋美松醪熟”。（周密《送西秦张仲实游大涤洞天》）

　　十六年前开始写作博士论文《为神性加注：唐宋叶法善崇拜的造成史》，我便留意搜集洞霄宫的文献，据传叶法善曾经修炼于天柱观，宋代洞霄宫曾建有叶天师讲堂以奉祀叶法善。然而一直有个疑问萦绕心头：洞霄宫与大涤洞天这样一个今天看来风景普通的偏僻山谷，在宋元时期为何能够成为天下宫观之首？纸上得来终觉浅，这次实地踏访洞霄宫，我真切地感受到，一个道教洞天能够“出圈”，一定是诸多因素的捆绑与共赢：风水形胜（九锁五洞），时代审美趣味（宋代文人的林泉归隐），地理便利（临安人的洞天两日游），国家政策（宋高宗亲临以及“提举洞霄宫”的祠官制度），道团推动（深山棋会的景观营造）。这里没有一个是决定性因素，然而当它们集结到一处道教洞天之内，就会令平凡的山水“超凡入圣”。

　　吴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曾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库从事博士后研究，长期关注道教与戏曲俗文学，独著《孤本说唱词话云门传研究》（中华书局，2020年）、《为神性加注：唐宋叶法善崇拜的造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合著《香港道教历史源流及其现代转型》《香港道堂科仪历史与传承》等。2009年以来，与日本学士院院士田仲一成先生合作“中日古代祭祀戏剧的比较研究”，日本期间的田野见闻已结集为《勘破狐狸窗：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人事与书事》（三联书店，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