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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播以来，沉寂已久的史学重又引起广泛关注。其间，历史学者阎崇年主讲的“明亡清兴六十年”唤起了人们对一代远去王朝的思考：天朝王国何以在蕞尔小邦面前轰然崩塌？拥有先进农耕文明的民族为何在弹指之间就被游牧民族所取代？集汉民族封建思想大成的宋明理学为什么在马背民族弯弓走马前悄然冰释，未能凝聚起一个民族的脊梁？近来偶读作家梅毅若干明史杂文，有感于其独特笔法，人物主线串起春秋百年，掩卷遐思，鲜活人物历历如在目前，在这一个个悄然逝去的背影里，文明的悖论似乎有了另一种解读：个体的迷失最终催生了成熟文明的崩溃。

　　一般认为，华夏文明主流即为儒释道。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遂为显学，立为正统。然推究起来，上至庙堂，下至江湖，真正涌动于华夏大地的乃是经世致用的入世之学。相比较之西方，从未真正有过类似于基督普及于大众的宗教信仰，至多乃人世权贵的化身。遍数历代，作为社会精英的文人学士所追求的主要有以下状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忧后乐的忧乐观反映的是儒术所追求的“内圣外王”、“至仁大义”，是在现世范畴躬身自省的考量；“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这是怀才不遇后移情山水的豁达洒脱；隐居山林，黄卷青灯，空寂情欲，研习修行，这是看破红尘后超度苦海的渴望；“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这是在世事变幻，人生无常下，对真情的吟咏、对美好的玩味、心灵归家的呼唤…林林总总，在超越中体悟，在体悟中践行，历史为我们展现出一幅幅美好的心灵栖居之所。但可叹的是，在经年政治教化下，历代精英们的精神渴求却无一成为普世的终极关怀；思量起来，所谓封建千年，在大众层面，竟无一真正超越人世的信仰力量存在；所谓人性的压抑，真正却为人予人的压迫，而人性却从未真正被人世之外的力量所包容、所制约。人生如倦鸟知返，如无心灵归依，纵能翱翔云天，终将力竭而亡；人性如河流、飞龙，如若不加引导、约束，便会渐变为滚滚洪流、桀骜亢龙。

　　以此视角反观大明王朝，那是一个“贵已”放纵的年代。各类阶层追求一已之欲，人的价值并非因追求有所升华，个体的迷失反而成为整个时代的人性普遍特征。纵观“社会良心”的士大夫阶层，负性、好刚，使气、矜夸、孤傲、浮躁，成为最为显著的性格特征。即使在他们淋漓挥洒的诗文中间，我们看到是狂放随性而非个性飞扬，是浮躁阴鸷而非明朗阔达，是纵情放荡而非率情求真。荒唐、暴虐、浮躁、狷狂的个体最终汇聚成一个民族的落寞，一代文明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