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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部作品中，周大新尝试了一种“虚拟纪实文学”的叙事方式，以已故清河省省长欧阳万彤之妻常小韫邀周姓作家采写《欧阳万彤传》为线索，通过传主生前的亲人、朋友、同事等二十几位讲述者（身份包括官员、大学教授、司机、农妇、演员、企业家和杂志主编等）的讲述——讲述视角、语言风格、对传主的评价各异，串联起这位政界人物的官场人生。这些回忆并未回避时下中国社会特别是官场的某些弊病，而作者所塑造的欧阳万彤这一角色的为人为官之道尽显一位“好官”的正面形象。

　　这些特点在周大新《汉家女》《湖光山色》《向上的阶梯》等作品中都有所体现。作为一个乡土派小说的作家，周大新刚开始只写南阳盆地，格局小，开拓创新的这一面，相对不足，力度不够。但后来到了八九十年代，其作品思考转换，格局大了，眼界开阔了，更具有现代意识。如果说《第二十幕》是一种心灵的还乡，那么《湖光山色》里面的暖暖，就代表周大新从行动上的还乡。作为周大新的老朋友，河南省作协主席李佩甫注意到，对于人生中的两次打击，周大新采用了精神转移法，分别写出《第二十幕》和《安魂》。“大新一直是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最小的作家，当大家都被笼罩的时候大新没有被笼罩。大新一直在跋涉，他在左冲右突，企图在文学上建立自己的文学形式。大新一直都在讲述中国故事，他是标准的中国故事的讲述家。”

　　成绩背后谁能想到，他曾有过在文学起步时倍受“打击”仍不屈不挠朝着理想迈进的过去呢？周大新的第一部长篇，写完后给朋友看，朋友不屑地说：“你写的这是啥啊？”他很失望，回去就把手稿烧了。处女作霎那间化为灰烬，然后他的心中要成为作家的火苗却烧得更旺了。“我从小对写书的人非常崇拜，书是什么不知道，就是想写书。小时候老师老拿我的作文当范文，让我觉得我也可以写。”他说。他那么喜欢读书，即便是“文革”期间，他也没放弃过，和同学们一起，从学校图书馆被砸坏玻璃的窗口跳进去，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能看到的所有作品。

　　军人气质体现在周大新的创作中，就是他勇于不断地挑战自我、变化题材，抢占不同领域的制高点。写完农村题材，他又想：自己18岁出来后一直在城市生活，却没写过城市文学作品，于是就有了《21大厦》。“真正写的时候我发现还是不了解城市，不像我写农村人、军人那样得心应手。写完这一部我又停下来，思考哪一个是我最能写好的。我经常反省。有一段时间没有感觉，我写了明朝战争的《战争传说》，虽然是历史战争，但和军人生活密切联系。写完后有人评论，历史题材仍不是我擅长的。我还是回到了农村，农村是我熟悉的，尤其当下农村生活变化快，震荡大，应该加以表现，这时我写了《湖光山色》。”周大新说，他很想经过不同的尝试，试验自己的能力，确定自己朝前走的方向。因为每写一部几乎倾尽自己全部情感生活的积累，他必须不断挑战新的题材领域，以激发新的思考。“现在我也不后悔当年写作《21大厦》和《战争传说》，毕竟是我在另一领域的探索。除了《人事》和《向上的台阶》这两个中篇我比较满意，其他每一篇写完都是不满，老是没达到心里的目标，还觉得可以写得更好。心里想的和文字上呈现的是有距离的，只好想着在下一部作品里弥补。”

　　托尔斯泰的《复活》对周大新的影响之深，成为他在文学创作中的动力之一。“最早读《复活》是在连队，连长常偷偷在床上看，我们借他也不让。后来趁连长出去，我悄悄拿到那本书。书没有封面，可是书里的爱情生活非常吸引我。这部书征服了我，让我好长时间都在想这个事。我想要能写这样的书该多么了不得！”后来，周大新才知道，这部没有封面的书是托尔斯泰的《复活》。他又从内部书店买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口气读完，这部作品震撼了周大新，他忍不住又买来了托尔斯泰的所有中短篇和《安娜·卡列尼娜》。他说：“他的所有作品都体现一种爱。不要条件地爱他人。这思想很合我心意。人是很需要这样的，他从思想上影响你。”

　　从事创作多年，周大新对于自己遇见的好编辑，一直心存感激。出版社刘林编辑，比周大新大一两岁，当时周大新将《汉家女》交给他时，心中忐忑不安。因为他自己明白，作品中的一些描写有些人可能接受不了。但是刘林果断地决定刊发，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和争议。“如果刘林当时pass掉我可能就不写了。《走廊》写了真正的战斗，这部作品也引起很烦，也是一位编辑给予我支持。他们有眼光，给我很多鼓励，如果没有他们，我可能也就不干了。我对他们充满感激。跟我交往的编辑，我都记得他们的名字。”周大新说，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很多人的关心扶持。尤其是创作初期，在作者自信心不强时，如果不是遇见好编辑，可能就立不起来。而他本人第一部长篇写完后还写了剧本，却都以失败告终。他也曾怀疑自己，是否是干写作这个行当的料。“我就是赌着一口气写，慢慢地有了发表的作品。”

　　说来有些离奇，有着近30年兵龄的周大新，军事题材长篇小说的写作居然如此姗姗来迟。他说，一直没有写军事题材，是因为没找到能令自己激动起来的题材。“在大家都熟悉的题材领域，我很难写得比别人好。俄罗斯死了100多学生，给我很大震动。恐怖是世界性的问题，甚至是面临人类成长史上的重大事件。人类文明发展到对生命珍视，是巨大进步。现在又对生命漠视，战争是成年人之间的互相搏斗，是以毫无过错、完全无辜的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作为杀害对象，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事件，而且还把它作为一种英雄行为。这对于普世观念来说，是人性的倒退。”作品完成之后不久，发生了“七五”事件，周大新再一次以军人的前瞻性以作品做出了名副其实的“预警”。

　　“这本书不仅仅是对军人的预警，也是对社会的预警，怎么根除滋生的土壤。腐败容易滋生分子。有一种是人生的预警，每个人一生中不知会遇见什么，有很多陷阱或不测就在你前边的路上等着你。谁也不敢保证自己不掉进去。我写的是主人公、也是我个人经历。根本预料不到的事情，在人生中发生了。”《预警》又回到了周大新熟悉的军事领域，故事跌宕起伏，读起来就像一部悬念叠生的希区柯克的大片，处处布满疑云紧张刺激。周大新说：“我想表现三种预警：第一种是对战友们的预警，让他们关注这场反恐战争。第二种是对社会的预警，希望社会关注自身的发展。第三种预警就是对人生的预警，人生会面临很多诱惑，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其中。”他说：“有很多灾难也是由欲望引起的，今天很多事情都在发生，很多人控制不住自己。我这里的主人公，跟我岁数差不多，我就是写我们这一代军人，从困难时期长大，前半生谨慎小心，事业上成功以后，有些人得意忘形，就像我熟悉的一些朋友，有部队的，也有地方上的，前半生辛辛苦苦地工作，后来没有抵御欲望的诱惑，最终丢了官职，甚至入狱。这种悲剧他自己没有想到，家人也没有想到。”

　　周大新将军旅小说分为三类，一类是战争小说，直接表现战争，历史上的战争、边界战争、自卫反击战；一类是和平年代的军营生活。他觉得后者更为难写，要写出跟同行、前辈不同的作品很难。这也是我不轻易去写的原因；还有一类是写历史上古代军事博弈的小说。这三类小说，周大新都尝试过。《预警》的写作，他觉得是相当“过瘾”的，因为在周大新的内心深处，一直想在战场上指挥打仗，如今这个理想只能在他的笔下完成：“写作战局长我就是作战局长，所以这次写书也让我过了一把指挥作战的瘾。”

　　如同处于备战状态的士兵，周大新时刻警觉着，哪怕是茅盾文学奖的桂冠等诸多荣誉和奖项冠于自己名下。他说：“作家是没有终点的马拉松赛跑，快乐只是拿到新书的一瞬间，很快又要进入到下一部作品的创作，没时间也没法陶醉，世界上那么多优秀作家都在往前走，而且他们的每一部都有新的进步。”他也很羡慕一年一部作品的作家，但同时他又不打算改变自己的进度。“我写得慢，我就想一步一个脚印，每步都能往前走一点，更接近人生线岁的独子因脑瘤告别人世。周大新把对儿子的忏悔与牵挂都写进小说《安魂》里。

　　周大新说，自己接触过一些官员朋友，看到了一些官员沉沦，对他们外表的光鲜和背后的苦恼也知道一些，“我特别注意到一种围猎现像，就是一个人当了官之后，四周很多人想尽办法要拿下他，以便让他为自己服务，所以一个人想做一个好官并不容易。”权力，有公权力和私权力之分，他希望对掌握公权力的人群的生存状况进行一次探查和表现，所以写了《曲终人在》。这些年，在我们国家，由于很复杂的原因，掌握公权力的部分人腐化严重，老百姓对这个人群的不满和议论很多，“我想通过这部作品，把我对权力与人的关系的看法写出来。”

　　《曲终人在》中的省长欧阳万彤几乎是个完美的人物。周大新在欧阳万彤身上寄托了自己对政界的理想，周大新说：“我太希望我们国家的高级官员——省、部、军以上的高官，能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不再整天为个人、为家族、为小圈子的利益忙碌。须知，老百姓把管理社会的权力交给他们，不是让他们去谋取私利的。”他认为，文学的功能肯定不是仅仅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是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文学要光靠讲故事或者传达信息是无法得到读者的喜欢的。文学还得通过叙事来传达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要比新闻媒体或者说自媒体多一些深层次的思考。文学还有个提供阅读审美的功能，要给读者美的享受，而这些往往是新闻做不到的。所以，今天的文学写作应该逐渐回归这些文学的本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