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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我父亲做甲状腺瘤手术，当时我在遵义的新蒲新区工作，接到父亲要做手术的消息时，我手上有几个区里的规划正在搞评审，没日没夜地工作，我记得我给父亲说：如果瘤是恶性的，我马上赶回武汉，如果瘤是良性的我晚点再回去看他。手术结果是良性的，他手术完出院后，我才抽时间回去陪了他一天。对于一个父亲来说，危难时刻听到儿子这样的线年，母亲要做心脏搭桥手术，县里正值“五大环境”攻坚战的关键时期，我是主要负责人，又没能立即赶回去，母亲出院一个月以后我才回家，我回去的当天，母亲血压又高到200多，送到医院抢救。可第二天我又赶回了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