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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创时期的《博览群书》，位于北京永安路106号，这是光明日报社原址，院里一栋简易的二层小楼就是《博览群书》的办公室。永安路106号位于被誉称为“北京南城之魂”的虎坊桥地区，附近有著名的湖广会馆、纪晓岚故居、前门饭店梨园剧场、中央芭蕾舞团、中国歌剧舞剧院、北京市工人俱乐部等。周围各家单位的文化成果和评论文章，都曾很快体现到光明日报的版面上，其中包括北京市工人俱乐部曾上演的《沙家浜》《白毛女》《杜鹃山》等名剧。在中国媒体中，光明日报在作品评论方面的权威性十分突出。今天想来，这应当也是上级领导希望由光明日报来创办《博览群书》杂志的重要原因。《博览群书》那栋小楼，采用外挂式金属楼梯，初创时期的许多重要文件，就是在这金属楼梯咚咚作响的伴奏中送达编辑部的。

　　“当时已担任中央，在他担任中宣部部长时，一贯关注出版工作。他曾指示出版工作要抓两头，一头是抓出版受广大读者欢迎的好书，质量高的有水平的，有教育和鼓舞作用的读物，要大力介绍和推广，引导读者阅读；另一头是抓学术著作，要组织，要支持。当时为了引导读者读好书，鼓励大家努力读书，增长知识，赞成办一个书评刊物。当时我觉得这个刊物以‘博览群书’命名较好，请题书。此事还得到在身边工作的郑必坚大力支持与帮助。”这是许力以1995年的回忆。

　　在准备《博览群书》创刊工作时，许力以曾给写过一封信，建议在创刊号上发表1983年他在通俗政治理论读物评奖会上讲话的全文或头一段，批示发表头一段，作了若干删改，并加了一个简短说明后退许力以。1984年9月27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文献《光辉的成就》出版新闻发布会上，许力以向汇报了《博览群书》筹办情况，并把为该刊题写刊名的情况向乔木报告。乔木十分高兴。他说，这很好，赶快办，希望光明日报抓紧办好。

　　1995年第一期，正值纪念《博览群书》创刊10周年。许力以写道：“书评的文章很难写，受原书的约束较多，思想不容易放开。而作为刊物的编者，原书很少读过，或细读一时又难以办到，因此对原书内容缺乏了解，对书评文章也不易作出确切的判断。《博览群书》创办十年，取得这样的成绩，有现在的局面也很难得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开放改革浪潮的伸展，人们的要求会愈来愈高。而读者，由于兴趣不同，差别也愈来愈大。但是，总的来看，读书学习的人会愈来愈多，希望帮助选择书籍和得到启发、引导的读者群，也更加阔广。”

　　在光明日报社机要室，《博览群书》杂志原主编，现光明日报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纪委书记陈品高曾仔细查阅关于《博览群书》的创刊文件，并发现了仅存的两份文件：“关于创办《博览群书》杂志的请示报告（草案）”和文化部出版局的批复同意件。根据这两份文件，我们可以了解到，《博览群书》最初的设想是双月刊，16开，每期三或四个印张。其读者对象以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城乡青年为主，兼顾一般干部，读物的作者、编者和出版发行工作者。主要内容是围绕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推荐书刊、评介图书、表彰读书活动中的新人新事、介绍方法和心得、交流编创出版发行的经验等。

　　在《博览群书》编辑部，这样的忙碌，已经持续了33年。从1985年到现在，光明日报为《博览群书》杂志派出了王强华、张常海、韩嗣仪、金成基、常大林、陈品高、蔡闯、董山峰八位主编。把这八个名字放到互联网上去检索，你能发现他们都与光明日报一批重要报道或文章相关。其中首任主编王强华原为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哲学》专刊主编，他是光明日报影响改革开放的力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责任编辑，后来担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

　　《刊名题字》（）、《理论联系实际取精用宏》（彭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方毅）、《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胡愈之）、《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茅以升）、《把优秀读物推荐给读者》（）、《书山有路》（许力以）、《巴金和书》（华水）、《在赵景深先生的书斋》（周锡山）、《改革推动读书读书促进改革》（刘实）、《弄潮到书海、搏击竞自由——当前读者阅读旨趣一瞥》（潘国彦）、《书报是人们认识世界的窗口》（刘开渠）、《致青年读者》（李燕杰）、《学点目录学》（来新夏）、《街头即景（漫画）》（方成）、《从〈清明上河图〉看宋代商品经济》（吕长生）、《中国史学史上的骄傲——〈资治通鉴〉成书九百年》（刘乃和）、《甲骨文发现八十五周年》（李学勤），等等。

　　《题词》（卢嘉锡、吴阶平、张爱萍、高占祥、董寿平、胡絜青、康毅、李铎、周颖南、李克仙）、《努力办好〈博览群书〉满足更广大读者需要》（徐光春）、《读者的知音编者的挚友》（许力以）、《〈李时珍评传〉简介》（唐明邦）、《史实丰盈词意简切——读〈汤显祖评传〉》（王同书）、《寻求精神的支点——评〈傅抱石传〉》（郑骏）、《序〈驴唇马嘴集〉》（姜昆）、《话说“梁凤仪现象”》（张苏）、《教育本质上就是人格教育——谈〈好孩子应该怎样做〉〉（陈定华），等等。

　　不知您是否已看出，当时青年读者的文化水平已有所提高，再沿用10年前的文章类型和风格，有不合时宜之嫌。因此，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徐光春（在为《博览群书》创刊10周年写完纪念文章后不久即调任中宣部副部长），要求《博览群书》：要“满足更广大读者需要”。其中当然包括具有更高文化水平的青年。从版面内容与形式看，编辑部为《博览群书》创刊10周年约请题词的名家范围更加广泛，文章更有学养，版式更加精美，足见刊物影响力的扩大和服务读者范围的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媒体正经历移动互联时代的考验。不少曾火爆一时的都市类媒体销声匿迹；学术期刊的学术文章因与评职称等实用目标相挂钩，考虑读者喜爱相对减少；移动媒体和互联网媒体在快速抢占市场的阶段亦无暇在文章质量上多花精力。此时，一批高层次作者和读者，苦于自媒体时代各类文字的数量庞大和泥沙俱下，对具有更广学术视野、更多人文关怀、更大社会影响的作品产生强烈需要。《博览群书》洞察时代，果断决策，把“图书评论”扩大为“作品评论”，在“评论作品”的基础上讲好“学术故事”“学科故事”“学人故事”，与社会需求一拍即合。在学术期刊和大众媒体的中间地带，既加强学术性，又加强学术话题的感染力，把自己建设成一个五彩缤纷的作品评论花园。

　　再看与400期毗邻的《博览群书》2018年第三期（总第399期）的部分目录，走向更加清晰：《从售票员到大学生——“四个女生考清华”之三》（吴岫原，本期共有四位清华1977级女生的文章）、《这几本书我要补评》（陈福康）、《人工智能文学离我们还远吗》（王明宪）、《当他们把近代中国放在全球化视野中》（严泉）、《小道士与莫高窟》（石英）、《用这把钥匙打开晚唐五代诗格》（李江峰）、《国家利益面前的萧何与曹参》（陈德弟）、《〈生逢其时：戴维·洛奇回忆录〉因真而美》（吴濛）、《杜牧的春色堪疗伤——“名家名作与春天”之三》（黄宁，此栏目有四篇文章，西北师大教授杜志强领衔并撰写“代编者按”）、《〈十日谈〉的战斗性》（陈世丹）、《卜正民与〈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张熙）、《不要只看数字游戏的害处》（王沐歌）、《“天教”——与饶宗颐先生晤谈一题》（冯天瑜）、《追思王学泰》（祝兆平）、《100年前的卜力遇见了怎样的中国》（陈华文）、《我也是鲁迅的遗物》（袁盛勇）、《小说〈芳华〉与电影〈芳华〉》（何善米、周春英），等等。